1947年10月展鹏配资，西北野战军彭老总的司令部，在陕北马蹄沟遭敌空袭，所幸是有惊无险；考虑到之前华东野战军司令部，也曾在坦埠遇敌机轰炸，军委严令各野战军领导机关，必须加强保密工作，周副主席还特别要求，各野战军主要军事首长全面启用代号，以防敌监听和侦查！
不久以后，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“东北人民解放军”，重组后的领导机关，认真贯彻了军委的这一指示。当时的东北人民解放军，区分为“东北军区”和“东北野战军”两大部分，但是领导机关暂未拆分，只是首长们的分工有所不同。
其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林总、第一副政委罗帅和参谋长刘亚楼，主要负责前方作战和野战军指挥，战争年代，这显然是头等重要的工作，因此分别启用了101、102、103的“首长代号”，至于其他分管党政以及军区工作的首长，并未使用代号。
也没这个必要，军区工作主要是领导地方部队，以及二线兵团（独立团、独立师）的编训等。至1948年8月间，在确立了辽沈战役的决心之后，根据军委“靠前指挥”的建议，才从军区机关抽调精兵强将，正式组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。
“野司”以林总兼司令员、罗帅兼政委、刘亚楼兼任参谋长，也就是之前指挥野战军和作战的三位首长，因此首长代号没有变化，一直沿用了下来，注意野司各首长的职务，都是以“军区首长”的身份兼任的，只是细节稍有变化。
与此同时，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谭政，也兼任了野战军政治部主任，许多历史文章介绍代号为“104”，可惜暂无相关资料佐证，尤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：由于谭政将军资历非常深厚，军委给东野电文的抬头，本来都是“林罗谭刘”。
只因个性鲜明的刘参谋长，每每在电报中坚持落款为“林罗刘谭”，如此时间长了，性格宽厚的谭政主任干脆通知有关部门，以后电文中就不要注上他的名字了，于是有了“林罗刘”，好像刘参谋长“争座次”一般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一、刘亚楼是东野绝对的“三号首长”
战争年代，我军“司令部首长”的排名中，参谋长的座次，必然只在军政主官、副司令员和副政委之后，而在这一点上，东北野战军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，跟同期的其他野战军截然不同。
众所周知，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，是由彭老总“军政一肩挑”，参谋长之上，还有张宗逊和赵寿山两位副司令员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是陈老总，其下也有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委谭震林。
至于中原野战军，在刘司令和邓政委以下，还有副司令员陈毅、李先念和副政委张际春，因此在这三大野战军中，参谋长都不是“三号首长”，比如中野的前身“晋冀鲁豫野战军”，刚刚成立时的首长名单是：
刘司令员、邓政委、李副司令员、张副政委、李参谋长（徐帅后任军区副司令员），刘邓的首长代号分别是一号、二号，而参谋长李达的代号只能是“五号”，毕竟前面有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呢，建国后二野官兵也都常提起“老五号首长”。
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关在没有分拆之前，军区司令部统一指挥着百万大军，首长名单是健全而复杂的，既有副司令员也有副政委，排名都在参谋长之前，比如1948年春，军委在关于打长春的回电中，抬头是“林罗高陈李刘谭”。
说明刘亚楼在军区首长名单里的排名，只是第六位，需要指出的是，政治部主任却一定在参谋长之后，注意政治部谭主任的排名是第七！换句话说，即便是在军区机关的排名展鹏配资，刘参谋长也在谭主任之前。
而在单独成立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时，主打一个“精干高效”，没有搞得太复杂，因此只设司令员、政委（由军区副政委兼）、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，并未任命野战军的副司令员、副政委，那么毫无疑问，刘亚楼参谋长就是东北野战军的“三号首长”！
既然是三号首长，那么不仅首长代号一定是103，从此以后，在关于作战的往来电文中，抬头或落款均应为“林罗刘”或者“林罗刘谭”，不可能出现谭前刘后的情况，这是有违军事和历史常识的。
当时作战为第一要务，东野的战役谋划和作战命令，主要由“林罗刘”包办，政治部主任则是在政委的领导下，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，除非重大战役的政治动员令，政治部主任一般也不会在命令上签字。
战时一切从简，因此在军委致东野司令部的日常电文中，抬头写为“林罗刘谭”是极其少见的，更不可能写作“林罗谭刘”！这跟淮海战役期间，军委致华野电文经常性称谓“粟陈张”，是同样的道理。
因此网络上流传关于谭政“谦让座次”的说法，是毫无根据的，无论是军区还是野战军的首长排名，刘参谋长都在谭主任之前，其他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，除非是副政委兼任者，也没有一个排名在参谋长之前！
二、刘亚楼更受林罗首长器重
着重说明一下，谭政从未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的副政委，而是1949年3月以后，在东野整编为四野之后，才正式被任命为野战军副政委，此时四野领导班子已经大调整，不再是“林罗刘”三巨头的格局了。
客观来说，刘亚楼参加革命的时间，确实要略晚于谭政，而且谭政将军在井冈山时期，还曾担任毛主席的首任秘书，但是刘亚楼在红军时期的职务，晋升那是非常迅速的，至长征前夕的1933年底：
在红一军团战斗序列内，红1师师长是李聚奎、政委是谭政；而红2师师长是陈光、政委是刘亚楼，刘、谭皆是红军主力师的政委。刘亚楼赴苏学习之前，曾任抗大教育长，协助林校长的工作，配合更是比较默契。
注意刘亚楼和谭政，都不是东北我军初期的主要首长，而是1946年以后“空降”而来，刘亚楼是在大连与罗政委邂逅，旋被举荐到“东总”任职，林总不仅亲自迎接，还与罗政委联名电请军委，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。
谭政也是1946年从延安到达东北的，而之前东北人民自治军、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部主任，是同样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陈正人同志，直到1946年5月，陈正人调任吉林省委书记，谭政才接手了政治部主任一职，跟刘参谋长的任职时间大致相同。
此时的东北我军，刚刚经历了四平之败，军事形势严重恶化，打仗和打好仗才是重中之重，因此在罗政委没有回国之前，刘亚楼成为林总的主要军事助手，深得倚重和信任，这方面的轶事很多，无需赘述。
东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之后，在司令部建设、部队正规化建设和作战指挥等领域，刘亚楼成为林罗首长不可或缺的首席幕僚长，正式奠定了野战军三号首长的地位，军委和毛主席的作战电文，至此基本写作“林罗刘”。
辽沈战役之后，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，谭政主任亲自起草了《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》的政治命令，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下发各部队，而文件的首长署名顺序正是“林罗刘谭”，这份文件的历史记录，在战史文献中很容易查到。
平津战役期间，刘亚楼更是以参谋长的身份，直接出任天津前线指挥员，统一指挥六个纵队（含炮纵）34万大军的作战，兵力规模远远超过一个兵团，某种意义上，这是按野战军副职来使用的，足见林罗首长的器重！
三、首长排名和军衔没有直接关系
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，是一次资历、功绩和职务的综合考量，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的职务，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，因此不少职务排名靠后的将领，军衔反而要超过这一时期的上级，这是正常现象。
比如二野，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授大将衔，而参谋长李达只是上将军衔；比如一野，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授大将衔、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授上将衔，而参谋长阎揆要仅授中将衔，其中涉及到方方方面的因素。
再比如三野，四个兵团司令员均授上将衔，而参谋长张震也只授了中将衔，这种职务和军衔未必同步的情况，受限于将领参加革命的时间、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职务等等条件，况且在战争年代，我军将领的衔级划分还没有那么清晰。
必须说清楚，军衔那是建国以后授予的，不完全代表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高低，也没有直接联系，张震参谋长代表三野司令部下达的命令，难道四个兵团司令员就不执行了吗？没有这个道理。
四野第一参谋长萧克，授上将衔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，授上将衔；副政委谭政却授了大将衔，这跟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排名，没有必然的联系，还是那句话，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，只是评衔参考的部分因素。
说到具体原因，一方面是谭政主任，成为了我军政工战线的大将代表；另一方面是刘亚楼参谋长，毕竟基本缺席了抗日战争，期间赴苏学习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军衔的评定，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
再如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，授少将军衔，而政委陈仁麒为开国中将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授少将军衔，政委袁升平也是开国中将，难道辽沈战役期间，野司电令要把政委的名字写在前头？
因此，用建国以后的军衔高低，来倒推战争年代的职务排名，是不专业和不严谨的，刘亚楼参谋长作为东野的三号首长，仍然有权给兵团司令员萧劲光、兵团政委黄克诚，下达作战命令，两位也都是开国大将。
东野好几位纵队司令员后来都是开国上将，饶是如此，战场上在电话里听到“雷公爷”的咆哮，他们也得心头一颤，围歼廖兵团时六纵曾一度失联，正是刘亚楼嚷嚷着要“枪毙”纵队司令，“103”那可不是白叫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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